有洗漱设备，只在壁面斑驳的墙角处有一个五加仑大的破桶以及两个土墩儿垒起来的床铺，上面有着破旧的草垫子和比糯米纸还薄的毯子。牢房里充斥着恶臭味，没有水，每天清晨六点钟，囚犯们排着队在公共水池旁用凉水洗漱，另一个囚犯还得把装有秽物的破桶拎到化粪池倒掉，然后再用化学药品刷干净。犯人们每周一次集体沐浴，在经历了一周的石灰坑中的工作以后，这样的一次洗浴是很及时的。父亲在石灰坑中的采石场工作，负责将大块的石灰石凿成小块。

父亲习惯了艰苦生活，安娜姑妈早就看出了这一点。父亲一直十分健康，他和我体型差不多，身高大约六英尺，体重在七十至八十公斤左右。尽管如此，一个月的监狱生涯还是对他的健康产生了极恶劣的影响，在他被放出来以后，大约瘦了二十斤左右。监狱的一日三餐十分恶劣，早餐是面包片，午餐是面包和稀汤，晚餐还是面包片和一种古怪的混合物，里面有豌豆和牛肉“粒儿”以及其它一些难以识别的混合物。所有的伙食量都极少，父亲和他的狱友就靠着每天三片面包度日。奇怪的是，父亲总是说那是他吃过的烤得最松脆的面包。由于在采石场工作吸入过量的粉尘，父亲总是咳嗽，不过他始终为自己道义上的胜利引以为傲，深为自己能成为工会“殉道者”而自豪。

不过珍妮特并不像父亲那样热衷此道，她也没有看出此事的深远意义所在。她为父亲被从监狱放出来以后的身体状况担心，同时她也不想再忍受为父亲清洗和包扎由罢工纠纷带来的创伤时的忧心冲忡和切肤心痛。在父亲入狱以前，他已经向她求婚了，正式向珍妮特的父母请求他们将女儿嫁给他，珍妮特答应考虑父亲的求婚。现在她说只要父亲答应她一件事，她就会嫁给他。

于是父亲离开了工会。

父亲很熟悉迈斯威尔街，他以前曾在那儿讲授政治和工会方面的课程。他不想为资本家的公司工作，比如说银行这类的地方，他把这样的地方留给了他的弟弟路易；而且他也不能再到工厂去工作，芝加哥大部分工厂都将他的名字列上了黑名单，而那些还没将他的名字列上黑名单的工厂很可能重新燃起使父亲对工会工作的热情。所以父亲在迈斯威尔街上摆了一个小书摊，出售新书和旧书，主要是一些通俗小说，此外还有一些文教用品——钢笔、铅笔、本子——以吸引那些小孩子，他们可是父亲最好的顾客。尽管小孩子的家长和对政治敏感的珍妮特对父亲书摊上那些巴法罗比尔和尼克卡特一类有明显政治色彩的书很不满意，父亲还是我行我素。好在迈斯威尔街的宽松氛围使这些政论书不会为父亲惹来麻烦。

迈斯威尔大街位于卢普西南一英里处，是方圆一平方英里犹太人聚居区的中心，是从事商业贸易的地区。一八七一年的一场大火，据说起火的原因是奥利尔里先生的一头奶牛踢翻了一盏灯。在那场大火中，迈斯威尔街幸免于难。在火灾之后，流离失所的大批难民潮水般地涌入了迈斯威尔大街，这里的人口密度激增并由此引来了大批商贩，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推着两轮车的犹太人。没过多久，街面上就挤满了留着胡子的犹太长者，他们的长袍下摆在满是尘埃的木质人行道上擦来擦去，在日光的曝晒下，他们黑色的帽子褪成了灰色，他们整日叫卖着各种小商品：鞋子、水果、大蒜、铁壶、平底锅、调料等等。

当我父亲在那里摆摊卖书的时候，迈斯威尔大街已经成了芝加哥的集贸中心，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来这里买东西。小商贩的遮雨篷一个挨着一个，密密麻麻以至于走在中间狭窄的过道中就如同穿行在黑暗的隧道中一样，所以，两侧的商贩都挂有照明灯以便让那些买东西的人看清他们要买的东西——不过那些灯的亮度很差，以防顾客发现卖主的货物是露出脚趾的袜子、用过的牙刷以及次品衬衫，还有其他许多诸如此类的具有迈斯威尔街特色的商品。我也说不清迈斯威尔街的特色是什么，不过我很清楚它的味道：煎洋葱的味道，甚至连垃圾箱中焚烧垃圾的味道也遮不住这股特殊的气味。伴着煎洋葱气味的是从热狗上袅袅升起的热气，洋葱火腿，再配以新鲜的小圆面包，这足以使迈斯威尔街的生活氛围如同天堂。

父亲和他的新娘搬进了位于十二道街和杰菲逊街之间的一间小屋里，这间小屋位于一幢典型的迈斯威尔街楼房里：三层的隔板楼房、沥青房顶、外楼梯。在每幢楼里大约有九套公寓和八十名居住者，一套三居室的公寓可能住着十二个人。黑勒一家，独自住在他们的小屋里，和其他二、三十名住户共用一个厕所，每一层楼只有一个厕所。

我可以想象父亲过的是怎样一种让人窒息的沉寂生活，工会生活曾经占据了他绝大部分精力，而现在那些都成了陈年旧事。在他摆书摊的地方，资本主义的铜臭气味甚至比他深恶痛绝的银行还要浓烈。像爸爸那样一个阅读广博而又富于才智的人，绝不可能体味不出这其中的反讽意味，所以他的全部生活重心都在他挚爱的珍妮特身上，再就是对家庭前景的憧憬。

可是妈妈的体质仍旧十分孱弱，在一九五年为了我的降生，她几乎连命都搭了进去。一名从迈斯威尔药房